记者：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有5个是股东。他们的决策能代表公众利益吗？

徐永光：这个理事会原来报11个人，两个是外籍，后改任为顾问。以后还要增加新的理事。周庆治是企业法人，不能做理事长，所以做名誉会长。最后由南都集团的财务总监做理事长。6月29日，我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议，通过了17个决议，否定了两个决议，一个没通过，一个被改变。都是专家理事起的作用。每项决议都举手表决，真正实现了民间组织的自治。

记者：民政部是南都基金会的业务主管，这个婆婆对基金会的决策有何影响？

徐永光：民间组织管理局派了杨岳副局长做理事，她参加理事会有利于业务主管单位对基金会的了解，只要基金会依照法律法规运行，民政部不会干预。杨岳理事也是一票，没有特权的。

记者：你觉得公司基金会与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有什么不同？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的治理机构非常分明，理事会的决策和秘书处的执行是分开的。这与官办的公募基金会不一样。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并不能真正成为决策核心，因为上面还有业务主管部门。执行层听业务主管还是听理事会的？如果意见不一致，肯定要听“婆婆”的。

记者：草根组织呢？

徐永光：基本上是个人说了算。他们是创新领袖，有社会理想，周围凝聚一批追随者。我常说，作为草根组织，前面的五六年一个人说了算可以理解，但是十年以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治理，不符合民间组织的发展规范。

记者：很多草根组织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一点。

徐永光：没错，理事会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非营利组织一定要有这个结构。但是，理事会一定要与执行层分开。草根领袖成立一个理事会摆在自己头上管自己，结果常常导致理事长和执行长打架。

记者：草根领袖也可以做理事长，然后去找一个执行长。

徐永光：这个理事长往往还是干执行长的事情，最后还是掰不开。个别还不屑于搞治理，认为我就行。所以，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是理事会、执行层、业务主管部门“三国演义”，草根组织是“独角戏”，搞治理都有困难。

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

将超公募基金会

记者：2004年你写过一篇文章，《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当时的估计是不是太乐观了？

徐永光：这两年，非公募基金会的上升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快。但是，我感觉，已经出现加速度发展的苗头了。

记者：何以见得？

徐永光：财富力量的到来。带着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开始关注这一块。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做大了。少数做大的企业已经在思考，怎么安排他们的财富。有几个亿资产的人，自己花不了这些财富，子女也花不了，就要考虑回馈社会。这个力量正在出现。我相信，五年之内，非公募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要超过公募基金会。

记者：五年？还是乐观了吧？

徐永光：也许五年之内，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要超过公募基金会。我感觉非公募基金会起来的劲头非常大，将对民间公益的推动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具体是什么作用？

徐永光：第一，它要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吸收国际基金会经验的非营利机构。这样的机构，首先，它是独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虽然有政府主管部门，但不会干涉你正常开展业务。

第二，它能成为本土草根组织的资源供应者，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我国的草根组织应该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慢慢成长，但是现在，本土提供的养分不够，他们只好向国外机构要钱，容易出现“早熟”的问题。因为有些钱里带有“激素”。

第三，将大大提升非营利组织的人才结构。人才匮乏一直是非营利组织领域最大的困扰。过去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一是官办组织有很多退休人员在那里撑着，他们不在乎工资。二是草根领袖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不求回报只在乎社会理想。非公募基金会有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吸引年轻的从业者，给他们相应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