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功成身退探新路：“银杏树”的“野心”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9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槃，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2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划书》，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基金会审批历时1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600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